省文史馆的三位女馆员在漫漫的人生旅途上，有什么能比“朋友”一词让人感到亲切和感动？朋友就是心心相印，朋友就是金石为开。老兰州人都知道兰州妇女界“三兰一菊”的故事，这三位杰出的女性，让人们更多地看到了朋友是如何携手迈向成功，进而名垂史册。
雅兰竞艳真如许关于“三兰一菊”的来历，省妇联退休干部杨淑这样说，在三十年代初期，兰州的四个女子魏佩兰、沈滋兰、柴木兰和王九菊先后到北京上学，因为几家是世交，又都是兰州人，而且前三位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个兰字，所以被当时京城新闻界的朋友们称为甘肃“三兰一菊”。实际上，在三兰之前，甘肃还有一“兰”———邓春兰。从现有的资料上看，邓春兰还是“三兰一菊”的老师。破禁第一人邓春兰。
现在北京的“清华”、“北大”和上海的“复旦”等全国各高等院校，女大学生超过300万人，其中女生已占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然而，在80年前的1919年，全国高等学校女生竟无一人。高校大门在当时始终是女性的一个禁区。这时候，一个远在甘肃的普通女子致信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呼吁请求“大学开放女禁”，让女生也能进入大学学习。一年后，这个女子如愿成为首批进入北大学习的女生之一。
这个第一个冲破中国大学女禁的女子便是邓春兰。
1919年，21岁的邓春兰从兰州师范毕业了，但她因为不能继续升学而感到非常苦闷。这年的3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一次讲演中，再次呼吁男女教育平等，邓春兰看过这篇讲演文章后，她十分动心。此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5月19日，邓春兰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题为《春兰上蔡校长书》的一封信，信中她呼吁“大学解除女禁”——“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惟提高吾女界人格，亦合乎人道主义”。
邓春兰可能没有想到，正是这封信，使远在甘肃名不见经传的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率先打破女禁的女性。当年6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破例来甘肃招考女生，邓春兰毅然报名，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7月25日，邓春兰和同时被录取的其他5名同学赴京求学。起程之初，邓春兰写了一封《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寄至北京，再次呼吁全国妇女同胞为大学解除女禁、教育平等而奋起抗争。赴京后，邓春兰入北京女子师范补习班就读。
就在邓春兰等人赴京的途中，北京上海的许多大报先后刊发了邓春兰的呼吁书及致蔡元培校长的信。北京《晨报》率先于8月3日刊登了《邓春兰女士来书请大学解除女禁》。随后，8月8日，上海《国民日报》以《邓春兰女士男女同校书》为题将邓春兰的呼吁公布于报端。随着舆论界讨论的升温，对男女同校等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1920年2月，北京大学第一次招收了邓春兰、王兰、奚浈等9名女生入学，她们是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邓春兰被分在哲学系。
教育家沈滋兰
沈滋兰（1910－2001），甘肃榆中县人，1928年考入兰州中山大学国文专修科，毕业后赴北平升学，193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回兰后，在兰州一中、兰州女师任地理教师。
王九菊老人这样说沈滋兰：“沈是一个对教学工作和学生都很热心的人，在教育界口碑很好。”说她在教学中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得到教育界老前辈的好评。
在兰州的“三兰一菊”中，沈滋兰是从教时间最长的一位。她十分关爱学生，1949年她曾给当时处于逆境的王九菊写过三封信，鼓励她鼓起勇气去工作。提起这段往事，王九菊老人到现在都感慨不已。“她的信是那样的热情、诚恳，她给我的信至今仍保留着。1981年她邀我和其他同学给邓春兰老师祝寿，这是她关爱师友的又一种表现”。
沈滋兰著有《中学地理教具制作与使用》一书，《黑板地图的画法及使用》等论著，同时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两半球仪褶皱、断层的教具制作》等论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地理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女政治家魏佩兰
魏佩兰（1911—1986），甘肃甘谷人，1926年毕业于兰州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又考入兰州中山大学国文专修科，毕业后于1930年与沈滋兰相约赴北平升学。193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38年回兰州任女师教师。
在“三兰”中，魏佩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曾被选为***党部执行委员，1947年冬选任立法委员会甘肃籍立法委员，为当时甘肃女界中任职最高的一位。
除了和沈滋兰、柴木兰交往频繁，魏佩兰和王九菊的来往也很频繁。王九菊老人说：“1949年魏佩兰要去台湾，那年六月份她来到我家，大概是辞别的意思，当时我正在筹办私立金城女子中学，她捐助了一部分开办费，嘱我努力去干，事业总会办成的。”
柴木兰的儿子孙自立说，解放后他的父母一直在做对台的宣传工作。柴木兰通过广播和彼岸的魏佩兰对话，宣传社会主义的新生活。“那时候，我的父母主要有两大工作，一是写材料，二是对台做宣传 ”。
社会活动家柴木兰
在“三兰一菊”中，柴木兰是最多才多艺的一个。其父柴若愚是老同盟会员，追随过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由于她出生于这样一个开明绅士之家，三十年代初，她就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奔赴北平读书，先是在北大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师从齐白石、刘海粟，后转入北大文理学院音乐系，并师从国乐大师刘天华学习二胡。这段求学经历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而且也让她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在就学期间她认识了同在北大政法学院上学、后任兰州市市长的孙汝楠，1934年毕业后，二位同时回兰并结为伉俪。
回到兰州后，她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特长，先后在女师（现兰州三中）、女中（现兰州二十七中）当音乐老师。作为“三兰一菊”中的社会活动家，她非常善于与人交往沟通，由此结识了一大批在当时比较著名的人物。抗战期间，其父柴若愚任甘肃民众教育馆馆长，鉴于工作上的便利关系，为她引见了她有幸结识流落到兰州的塞克、萧军、王洛宾、王德芬等文化名人，并与他们在不断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外，柴木兰还与张治中将军之女张素我是亲密的朋友。1947年孙汝楠任兰州市长后，柴木兰担任***省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管妇女工作。解放后，柴木兰在甘肃工业大学任音乐教师，直到1960年退职。柴木兰的族侄柴世昆告诉记者，姑母对家乡的发展状况、风土人情怀有强烈的兴趣和关注。她听说西固区要编志这件事后，高兴地称赞道：“盛世修志，功在千秋，新旧社会，天壤之别，值得大书特书。”
而柴木兰留给子女最深的记忆就是她的辛劳、坚强和热心。她的儿子孙自立这样说，母亲晚年除了参加繁忙的社会活动外，是居委会“专职”的读报员，晚年时骨折了三次，在90岁还去医院做钢针，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始终一声不吭，连医生都感叹没有见过这么坚强的老人。
雅兰竞艳真如许关于“三兰一菊”的来历，省妇联退休干部杨淑这样说，在三十年代初期，兰州的四个女子魏佩兰、沈滋兰、柴木兰和王九菊先后到北京上学，因为几家是世交，又都是兰州人，而且前三位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有个兰字，所以被当时京城新闻界的朋友们称为甘肃“三兰一菊”。实际上，在三兰之前，甘肃还有一“兰”———邓春兰。从现有的资料上看，邓春兰还是“三兰一菊”的老师。破禁第一人邓春兰。
现在北京的“清华”、“北大”和上海的“复旦”等全国各高等院校，女大学生超过300万人，其中女生已占大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然而，在80年前的1919年，全国高等学校女生竟无一人。高校大门在当时始终是女性的一个禁区。这时候，一个远在甘肃的普通女子致信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呼吁请求“大学开放女禁”，让女生也能进入大学学习。一年后，这个女子如愿成为首批进入北大学习的女生之一。
这个第一个冲破中国大学女禁的女子便是邓春兰。
1919年，21岁的邓春兰从兰州师范毕业了，但她因为不能继续升学而感到非常苦闷。这年的3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一次讲演中，再次呼吁男女教育平等，邓春兰看过这篇讲演文章后，她十分动心。此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5月19日，邓春兰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了题为《春兰上蔡校长书》的一封信，信中她呼吁“大学解除女禁”——“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惟提高吾女界人格，亦合乎人道主义”。
邓春兰可能没有想到，正是这封信，使远在甘肃名不见经传的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率先打破女禁的女性。当年6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破例来甘肃招考女生，邓春兰毅然报名，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7月25日，邓春兰和同时被录取的其他5名同学赴京求学。起程之初，邓春兰写了一封《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寄至北京，再次呼吁全国妇女同胞为大学解除女禁、教育平等而奋起抗争。赴京后，邓春兰入北京女子师范补习班就读。
就在邓春兰等人赴京的途中，北京上海的许多大报先后刊发了邓春兰的呼吁书及致蔡元培校长的信。北京《晨报》率先于8月3日刊登了《邓春兰女士来书请大学解除女禁》。随后，8月8日，上海《国民日报》以《邓春兰女士男女同校书》为题将邓春兰的呼吁公布于报端。随着舆论界讨论的升温，对男女同校等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1920年2月，北京大学第一次招收了邓春兰、王兰、奚浈等9名女生入学，她们是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邓春兰被分在哲学系。
教育家沈滋兰
沈滋兰（1910－2001），甘肃榆中县人，1928年考入兰州中山大学国文专修科，毕业后赴北平升学，193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回兰后，在兰州一中、兰州女师任地理教师。
王九菊老人这样说沈滋兰：“沈是一个对教学工作和学生都很热心的人，在教育界口碑很好。”说她在教学中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得到教育界老前辈的好评。
在兰州的“三兰一菊”中，沈滋兰是从教时间最长的一位。她十分关爱学生，1949年她曾给当时处于逆境的王九菊写过三封信，鼓励她鼓起勇气去工作。提起这段往事，王九菊老人到现在都感慨不已。“她的信是那样的热情、诚恳，她给我的信至今仍保留着。1981年她邀我和其他同学给邓春兰老师祝寿，这是她关爱师友的又一种表现”。
沈滋兰著有《中学地理教具制作与使用》一书，《黑板地图的画法及使用》等论著，同时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两半球仪褶皱、断层的教具制作》等论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地理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女政治家魏佩兰
魏佩兰（1911—1986），甘肃甘谷人，1926年毕业于兰州女子师范学校，1928年又考入兰州中山大学国文专修科，毕业后于1930年与沈滋兰相约赴北平升学。193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38年回兰州任女师教师。
在“三兰”中，魏佩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曾被选为***党部执行委员，1947年冬选任立法委员会甘肃籍立法委员，为当时甘肃女界中任职最高的一位。
除了和沈滋兰、柴木兰交往频繁，魏佩兰和王九菊的来往也很频繁。王九菊老人说：“1949年魏佩兰要去台湾，那年六月份她来到我家，大概是辞别的意思，当时我正在筹办私立金城女子中学，她捐助了一部分开办费，嘱我努力去干，事业总会办成的。”
柴木兰的儿子孙自立说，解放后他的父母一直在做对台的宣传工作。柴木兰通过广播和彼岸的魏佩兰对话，宣传社会主义的新生活。“那时候，我的父母主要有两大工作，一是写材料，二是对台做宣传 ”。
社会活动家柴木兰
在“三兰一菊”中，柴木兰是最多才多艺的一个。其父柴若愚是老同盟会员，追随过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由于她出生于这样一个开明绅士之家，三十年代初，她就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奔赴北平读书，先是在北大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师从齐白石、刘海粟，后转入北大文理学院音乐系，并师从国乐大师刘天华学习二胡。这段求学经历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而且也让她找到了自己的真爱，在就学期间她认识了同在北大政法学院上学、后任兰州市市长的孙汝楠，1934年毕业后，二位同时回兰并结为伉俪。
回到兰州后，她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特长，先后在女师（现兰州三中）、女中（现兰州二十七中）当音乐老师。作为“三兰一菊”中的社会活动家，她非常善于与人交往沟通，由此结识了一大批在当时比较著名的人物。抗战期间，其父柴若愚任甘肃民众教育馆馆长，鉴于工作上的便利关系，为她引见了她有幸结识流落到兰州的塞克、萧军、王洛宾、王德芬等文化名人，并与他们在不断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外，柴木兰还与张治中将军之女张素我是亲密的朋友。1947年孙汝楠任兰州市长后，柴木兰担任***省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管妇女工作。解放后，柴木兰在甘肃工业大学任音乐教师，直到1960年退职。柴木兰的族侄柴世昆告诉记者，姑母对家乡的发展状况、风土人情怀有强烈的兴趣和关注。她听说西固区要编志这件事后，高兴地称赞道：“盛世修志，功在千秋，新旧社会，天壤之别，值得大书特书。”
而柴木兰留给子女最深的记忆就是她的辛劳、坚强和热心。她的儿子孙自立这样说，母亲晚年除了参加繁忙的社会活动外，是居委会“专职”的读报员，晚年时骨折了三次，在90岁还去医院做钢针，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始终一声不吭，连医生都感叹没有见过这么坚强的老人。
